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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作为可回收固废的“洋垃圾”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进口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原材料短缺，但毫无疑问，如果处置不当，大量固废进口将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承担相应的环境污染成本。导演王久良2016年发布的纪录片《塑料王国》描绘了这样的场景：大量未经处理的塑料垃圾进入中国，散布在从北到南几十个大小乡镇，最终在一个个小作坊里，由几乎没有任何防护的工人用手进行粗糙的分拣。“一些‘洋垃圾’的加工过程主要依靠人工手工拆解，对从业人员的健康隐患是很大的。”蒋建国表示。

冒险的策略但是，日本央行设定的通胀目标，可能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同时，继续推行刺激计划势必会带来一系列重大风险。Capital Economics日本经济学家Marcel Thieliant指出，“日本央行能购买的资产数量是有限的，因为该央行持有的绝大多数资产是本国国债，而国债的供应量是有限的。”这位专家补充称，日本央行的资产购买速度已经“明显”放慢，并且可能会继续放慢。

住房是民生之要，各国政府都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。我国政府更是重视人民的住房问题，设置了专门的住建部，廉租房、公租房、经济适用房、共有产权房、限价房等层出不穷，限购限贷限售等房地产调控措施，更是应有尽有。然而房价却越调越涨，发展到今天，大中城市、特别是一线城市，房价不再由居民收入直接决定，而是由资本与权利共同决定，形成地产寡头垄断态势。绝大多数居民再起买不起商品房，人民怨声载道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：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、不是用来炒的定位；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，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。这就需要有序化解房地产泡沫，使得房价在大多数工薪阶层购买力以内。消除住房的炒作因素得先弄清楚，是谁通过什么方式在炒房。调控房价化解房价泡沫，得先分清楚房价由哪些成本组成，哪些可消除？连续三届政府穷尽所能越调越涨，甚至一年出台了210余项调控政策也无济于事，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，却始终没有在商品房供给制度上下功夫。

而据1月28日《新京报》报道，截至2019年1月，3578家A股上市公司共提供11305个独立董事职位，平均每家上市公司可提供3.16个独董职位。其中，有88人身兼5家上市公司独董。在这88名独董中，有两位已迈入古稀之年的“五满贯”独董相当引人注目。一位是75岁的樊行健，分别担任金杯电工、银信科技、九典制药、株冶集团、郴电国际等5家上市公司的独董，身份是中国注册会计师，曾任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、湖南财经学院副院长。另一位是74岁的付于武，分别为长春一东、科力远、小康股份、广汽集团、圣龙股份等5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曾是哈尔滨汽车工业总公司总经理，现任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。

几乎同时，在对另一起加州吉尔罗伊市枪击案的最新调查中，FBI也发现，嫌疑犯有“分裂的意识形态”，并一直在探究数个“相互竞争的”暴力意识形态。7月28日，发生在吉尔罗伊美食节的枪击案造成3人死亡。目前，FBI已经将事件定性为 “国内恐怖主义”性质。

如果说第一种观点或想法，还有一定道理，资产规模大、实力强，抗风险能力也相对较强的话，后一种观点或想法，就是十分有害的。因为，金融机构规模大、实力强，在抗风险能力强的同时，积聚风险的能力也比一般金融机构强。如果没有有效的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与水平，同样会在风险积聚到一定程度时爆发，并有可能引发全域性金融风险。如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，首先引爆的就是美国的雷曼兄弟，紧接着是美林，并最终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。而雷曼和美林，都属于美国的大型投行机构，实力都相当的强。但是，在风险爆发时，一点也没有还手之力。美国政府也曾经想救，但确实无力相救。金融大厦倾倒起来，真的比地震的威力还大。